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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英風先生留給當代觀眾最明晰的形象大概是他最後二十年致力的不銹鋼雕塑。除了因為這些作品有一大部分是設立在公共場地之外，也因為他的不銹鋼雕塑造型的流線與材質符合一般觀眾心目中的「現代」概念。從他受委託製作的公立機構雕塑數量，亦反應了一般對這個「現代」造型感的接受。楊先生的造型觀念代表了一個時代，一個對當代視覺環境影響關鍵的時代。
楊先生從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作品，有兩點是一直貫徹的追求。首先是對「現代」、對新生事物與新科技的熱衷與不懈探求了解。其次是對民族的造型觀與造型思想資源的執著和致力應用。這兩點貫穿了楊先生數十年的工作，也營造了今天國人對現代造型的一些概念。他創作的定位，基本是以創造新的現代造型為目的，而這種造型又必須植根於中國的民族文化。如何把此兩個關鍵題旨落實為具體作品則是楊英風先生的貢獻。
 回顧楊先生的成就，有個重要的特點是對創作者定位的看法。這看法大概是楊先生作為東方的現代主義作者與西方最基本的分別。楊先生一直認為確立清楚的個人風格不是創作準則，換言之，作品無須突出創作者的形象，甚至不必強調作品本身，作者和作品兩者皆可通融，以將就外在整體環境的需要。他首先把西方現代藝術的強烈個人主義推翻，這是確立民族現代造型藝術的一個卓見。而從他本人的美術生涯回顧，這又與他始終關心建築空間，把雕塑定位於視覺大環境內的觀點是一致的。楊先生曾多次強調雕塑是為結合建築與生活空間而創造的，故此不宜從作者本身意願出發。在私人交談中亦屢次以六朝佛像佚名作者為例，助證他對雕塑作品不必特出個人風格和個人成就的主張。楊先生投身美術一輩子，而且參與每個時期通行的創作潮流，但一直不肯堅持某種創作手法為其個人特徵，皆可作為這個創作立場的詮腳。
楊先生歷年的美術工作皆可詳徵，在此要指出的是其參與民族風格的推動在五十年代的版畫和浮雕已見端倪。他採取的辦法包括嘗試故有的製作效果如磚雕和石刻拓印、木板印刷、剪紙等；造型效果如花式的圖案化、傳統造型簡化和典型化等；而對他後來藝術發展影響至久的則是民族圖式象徵的應用。從楊先生後期作品回顧，他逐漸放棄傳統材料和表現手法，反映出他對中國造型藝術現代化的立場是：要趕上科技提供的新機會，但要用於發揮傳統中國精神。他的中國精神呈現在民族文化的符號化和民族造型的提煉和簡化。
十字架(耶穌受難圖)1964 |
太魯閣1969 |
這裡我把楊先生的工作分開兩方面來考慮：一是民族造型觀的提煉，如從漢磚採其樸厚精煉，北魏採其瘦長靈動，到六十年代嘗試將書法筆劃化入立體造型（如〈十字架〉）及國畫山石__法納入雕塑質感處理（如其〈太魯閣〉）與山水造型結合西方抽象造型等（又見〈太魯閣〉）。另一個方面與造型無直接關係，即上面指的中國文化符號化。這個意圖可以追尋至早期的作品，尤其是他在「豐年」雜誌社工作，使他更親近農家的民間文化，而且必須將這種文化資源歸納成傳達訊息的圖式。文化符號化對楊先生後來的藝術發展遠較其民族造型研究的影響深刻，而且成為他後期作品的基本內容。文化的符號化出自楊先生對中國哲理的關心，尤其牽涉生活空間的哲理，如天人合一論、易理的陰陽論等。他後期的作品多以「日月」、「陰陽」、「太極」、「龍鳳」為題，藉以標示其民族的造型觀。
 楊先生的民族造型探討反映了他對中華文化的心得，以致對東方文明在現代科技世界貢獻的信心。文化符號化與反對創作的個人主義都是為了提高藝術的精神層面。在立體造型的藝術中，這種精神面表現在物體空間轉變成思維空間。紐約水街的雕塑與建築結合，在空間使用的功能上是把雕塑作為流動空間的樞紐，因而把建築空間重新變為思維的空間。楊先生多次解釋他對不銹鋼材料鍾愛由於其「淨潔純一」、「性真質堅」等氣質特徵，此外又屢次推崇激光的空靈；這兩者反映了楊先生意願把雕塑的物質基礎昇華成更虛空、更靈性的精神內容。
於此不得不評論這個創作方向所面臨的問題。物理科技通過激光、或不銹鋼折射的幻影固有眩目的視覺效果，但這與空靈的精神境界差距尚遠，大概此又所以為藝術的任務。再推想楊先生此處的用意，或者屬於這個時代的中國書生對新科技和對現代化的憧影。他不懈地追在時代的前面，希望將對新科技攝為己用，不知是否希望為文化「格物」，將科技馴化為文化的、尤其是東方文化的「現代」。
由這點推敲，楊先生在轉化傳統造型語言與利用民族文化統攝現代科技兩方面的成就，必須分別考慮轉化傳統造型語言，楊先生是當代中國雕塑的大師，他從漢魏雕刻中提煉出各種適合於表現東方美感的造型；從傳統圖案與庭院空間中找到配合建築空間的抽象幾何造型；在書法的筆勢中悟到有血肉性情的立體線條。此外，從山水畫中又找到山石的抽象形體，並在__法裡看到介於自然與人為抽象之間的造型質感，這種近乎東方情趣的質感和造型造就了楊先生的〈太魯閣〉銅塑，並影響了朱銘先生的太極，楊先生以這些見解推衍成新的雕塑與建築語彙，並啟迪後進新秀，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的一個代表人物。
1954 馬到成功
至於利用民族文化來統攝現代科技，尤其是以傳統文化符號的手法，則利弊互見。楊先生很重視藝術的教化任務，所以作品題旨對他頗重要。但造型藝術，尤其不具象作品，感染力重於說理，所以其作品相對於題旨，往往似乎有理說不清。在此讓人覺得他的雕塑有一種附屬性，一方面造型附屬於題旨的說理，另一方面雕塑又附屬於建築或生活空間的大環境。還有一點是新科技和新材料有其內在規律，不是人文藝術完全能駕馭得了。
楊先生洞燭現代新文化與新科技的相輔相成，勇於開風氣之先。他最值得讓人參考的是對東方文化特徵之探索。執著於「繼往」，不忘「開來」和創作的契機在於不斷釐定傳統的新志趣。在率先投身新科技試驗之際，楊先生亦率先了解新科技必須以文化來馴服，否則不但不為我所役，反而轉而來役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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